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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真正的对手是中国的小弟弟华为。作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代表,华为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虽然大部分人并不关心它做的路由器产品。因此,在这里也就不用赘述华为的故事和成功经验了。作为一个民办企业,华为虽然得到了政府的一些帮助,但是,它能够发展起来它一开办就定了一个高起点、还靠私营企业的高效率和员工的勤劳。华为公司比思科成立晚四年,早于Juniper八年。华为创办时起点就很高,当时邮电部下面的一些研究所还在和AT&T等跨国公司谈二流技术的转让和合作,任正非直接就定位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并且短短几年就开发出了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08程控交换机。2006年,华为的销售额已经到达650亿人民币,大约90亿美元,是Juniper的两倍。值得一提的是华为销售额的三分之二来自海外,这和房地产销售因泡沫经济的虚高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前者是实实在在的业绩。因此,华为已经成为思科在世界上主要的竞争对手。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人,可能对世界上最早的个人电脑苹果机还有印象。而生于八九十年代的人,可能对很酷的iPod影响更深。苹果最初是便宜的低端品牌,现在成了高端的时尚品牌,这看似矛盾的两方面,通过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当然,办公司是需要钱的,而且谁也不能保证对一个新兴公司的投资一定能够得到收益。有些愿意冒风险而追求高回报的投资家将钱凑在一起,交给既懂得理财又懂得技术的专业人士打理,投给有希望的公司和个人,这就渐渐形成了美国的风险投资机制。办好一个高科技公司还需要有既志同道合又愿意承担风险的专业人才,他们对部分拥有一个公司比相对高的工资更感兴趣,因此就有了高科技公司员工的期权制度。线上现金赌场注册1963年对摩托罗拉来讲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摩托罗拉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长方形的彩电显像管,而且它迅速成为了行业标准。(在此之前,RCA生产的彩电荧幕是圆形的。请看这个图片)

线上现金赌场注册原苹果公司CEO斯库利(就是那位把乔布斯从苹果赶走的CEO)在失败地离开苹果后,写了一本书《奥德赛:从百事可乐到苹果》,总结了他在苹果的经验教训。在书中,他不经意地发表了许多关于商业竞争的观点。虽然公司的竞争和自然界的竞争大不相同,斯库利却用自然界的竞争来比喻商业的竞争,使得不熟悉商业的人更容易理解它。虽然我不太同意他将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等同起来,但是非常赞同他的一个观点,我就把它进一步扩展成70-20-10律。Google(谷歌)的CEO埃里克?施密特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如果你反过来看摩尔定理,一个IT公司如果今天和十八个月前卖掉同样多的、同样的产品,它的营业额就要降一半。IT界把它称为反摩尔定理。反摩尔定理对于所有的IT公司来讲,都是非常可悲的,因为一个IT公司花了同样的劳动,却只得到以前一半的收入。反摩尔定理逼着所有的硬件设备公司必须赶上摩尔定理规定的更新速度。事实上,所有的硬件和设备生产厂活得都是非常辛苦的。下表中列举了各个领域最大的公司今天的股值和他们最高值地比例。帮助斯坦福大学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它的一位教授弗里德里克-特尔曼,他后来被称为硅谷之父。他仔细研究了斯坦福夫妇的遗嘱,发现里面没有限制大学出租土地,于是他兴奋地声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秘密武器—建立斯坦福科技园,科技园向外面的公司出租土地99年。在这99年里租用土地的公司有彻底的使用权,按自己的意愿建筑自己的公司。消息一传出,马上有很多公司表示了兴趣,并很快和学校签属了租约。1953年,第一批公司,包括大名鼎鼎的柯达公司、通用电气、夏克利晶体管公司(后来诞生出集成电路的先驱仙童公司)、洛克希德公司(美国最大的军火商)和惠普公司进驻了斯坦福科技园。对斯坦福而言,这件事的影响非常深远,它不仅解决了斯坦福的财政问题,并且成为斯坦福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契机。对外界而言,它促成了硅谷的形成。

其实,RealNetworks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抵御微软的竞争,就是走后来苹果iPod的道路,推出自己的便携式媒体播放器。也许是因为RealNetworks源于微软,不知不觉地采用了卖软件的商业模式,而没有想到做一个专门的类似iPod的消费电子产品。也许是因为当Napster打输了和唱片公司的官司后,RealNetworks看不到网上音乐市场的前景,便把精力集中在将新闻等电视节目搬到网络上。遗憾的是,美国广大观众至今仍然习惯于在大屏幕电视上看新闻而不是到计算机的小屏幕上看豆腐块大的视频。至于听歌,大家还是习惯将音乐下载到自己的PC机、iPod和手机上听,而不是通过互联网整天连到RealNetworks的服务器上听。因此RealNetworks的订户数量一直涨不上去,它的商业模式便如同一条死胡同,越走越窄。这个超级“大哥大”重四公斤,在开阔地带通信范围一公里半,在树林中只有三百米。即使如此,那时美军的通信装备也高出其它国家一大截。从这一系列军用设备可以看出,摩托罗拉在无线电通信方面的实力很强,它的调频技术和天线技术都是领先于世界的。同时,作为美国军方和政府部门的供应商,摩托罗拉产品的稳定性和鲁棒性(Robustness)都很好。这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摩托罗拉产品的基因。至今,很多摩托罗拉的产品仍然如此。我经常看到这类报道,在一个荒郊野外出了车祸,大家都拿出手机呼救,最后只有摩托罗拉的手机能打出去。但是,很多事情是双刃剑,过分注重技术和品质使得摩托罗拉在商业上的灵活性远不如诺基亚和三星等竞争对手。在中国,固定电话市话的通话从2005年起甚至出现了下降。据中国信息产业部发布的统计数据,2005年1-11月,固定电话本地通话时长比2004年同期增长0.1%。信产部方面同时表示,固定本地电话通话量的增长中,小灵通通话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2.0%,所占比例从去年同期的20.5%上升到25.0%。这实际上意味着传统的固定电话本地通话量实际上为负增长。而2006年对比2005年,市话的通话量进一步下降。这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手机得以快速普及,另一方面数据传输抢了语音传输的市场。线上现金赌场注册思科幸运地站到了互联网革命的浪潮之巅,在互联网革命大潮的推动下,思科上市后仍然能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当然,思科能坐稳网络设备供应商的头把交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非常特殊的文化。

回顾AT&T百年历史,几乎每个人都为这个百年老店的衰落而遗憾。它曾经是电话业的代名词,而它的贝尔实验室曾经是创新的代名词,现在这一切已成为历史。我和很多AT&T的主管和科学家们聊过此事,大家普遍认为AT&T的每一个大的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很难避免,即使知道它是错的。上个世纪90年代,AT&T已经不属于一个人,一个机构,没有人对它的十年百年后的发展着想。(我们以后还会多次看到,当一个公司没有人对它有控制时,它的长期发展就会有问题)从华尔街,到它的高管和员工,大都希望从它身上快快地捞一笔。以前,美国政府多次要求拆散AT&T而做不到,但是从十年前起,它自行地把自己拆了卖。这样,它不但不能把握过去十年信息革命的机会,反而将自己葬送在互联网的浪潮中。英特尔虽然雄霸个人电脑处理器市场,但随着个人微机市场的饱和,它远景不容乐观。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反摩尔定理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处理器的价格在不断下降。同时,它在新市场的开拓上举步艰难,很难摆脱“诺威格效应”的阴影。好在英特尔同时也是安迪-比尔定理的直接受益者,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微软等公司软件的更新。扩展是一个公司把它现有的技术和商业优势用到相关的市场上去。我们不妨再以Google为例看一看一个成功的公司如何通过扩展的办法来摆脱诺威格定理的宿命。Google在广告业的技术优势是它的广告系统投放准确率好而且高度自动化,它的商业优势在于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告商网络之一。有心于Google动态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Google在两年前收购视频网站YouTube,一年前收购可用于YouTube广告的双击公司(DoubleClick)。与此同时,Google于2007年牵头成立了基于开源Linux的手机联盟,代号为Android。所有人都看出这是Google将业务从互联网扩张到手机的信号。有些评论认为Google这几年没有专注自己的核心业务,过于注重扩张。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Google的扩张实际依然围着互联网广告业务进行,而且从技术上讲,无论是YouTube上的视频广告,还是手机上相应的广告,都还只是Google现有技术在相邻领域的推广。Google的广告投放技术既然能用于互联网,改造后就有可能用于传统媒体。Google已经有了众多的广告商,他们以前通过Google在互联网上做广告,以后也有可能通过Google在传统媒体和新的工具(比如手机)上做广告。显然,Google的所做所为没有超过原有的广告工业。它并没有致力于像Apple那样开发消费电子产品,或者经营NBC那样的传统媒体。扩展的前提是相近领域有可扩展的空间,Google的情况正好符合这个前提,所以它采取扩展的策略。摩托罗拉和AT&T衰落的原因正好相反。AT&T由于没有一个能控股的股东,没有人觉得公司是自己的,并为它的长远利益考虑,于是董事会的短视和贪婪断送了它。而摩托罗拉相反,一直由卡尔文家族控制,卡尔文三世很想把它办成百年老店,当然不会出现AT&T拆了卖的败家子行为,但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能力迎接信息革命的挑战。因此,摩托罗拉这个贵族式的公司不可避免地没落了。如果当初摩托罗拉的领袖是盖茨或者通用电气的韦尔奇,它也许就不会是今天这个结局了。我在前面多次强调公司领导人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摩托罗拉的兴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摩托罗拉至今都看不起三星和诺基亚不重视核心技术、只在外型和功能上搞花架子的做法。摩托罗拉一直认为技术和质量是产品的关键,因此我说它是IT业的一个贵族。这当然没有错,但是远不够。今天,至少在手机行业,各个公司产品在硬件技术上差不到哪去,设计一款手机的硬件和当年在中关村攒一台PC一样容易。现在的手机里面没有几个芯片,而且核心的只有一个,只要到TI去买就可以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有无数手机品牌的原因。)因此手机的质量都不是唯一决定市场的因素。另一方面,今天所有手机的质量比二十年前都有很大的提高,今天质量差的手机也比二十年前质量好的手机质量更好,也就是说质量差的手机也凑合能用。要想在今天的手机市场上(尤其是在亚洲)站稳脚,功能、外观的设计和质量及技术含量同样重要,商业和市场的开拓更是不可偏废,在这些方面,摩托罗拉和后进入手机市场的公司几乎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在数字信号处理器上,摩托罗拉最终没有竞争过老对手德州仪器。如果说中央处理器(CPU)是计算机的大脑,数字信号处理器则是我们今天手机、数字电视等产品的大脑。它在国民经济和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公司,1999年以前,它基本上和第一个公司的曲线吻合,虽然它的利润率相对较低。但是,2000年以后,它的营业额虽然基本上是直线增长,却有两次小的滑坡。糟糕的是它的盈利却忽高忽低。它的利润率不仅没有上升,还略有下降,而且一直在10%一下。因此,这家公司的盈利能力值得怀疑。如果我们再了解到它2002年到2003年营业额猛增是因为买下了一家很多的公司,那么我们对这家公司自身发展的能力就更怀疑了。根据巴菲特的观点,这种忽上忽下的公司不能投,因为它保不齐哪天就会垮掉。二战后的信息技术,大多起源于美国,而硅谷更是世界创新的中心。尽管2000年硅谷收到互联网泡沫崩溃打击最大,但是,它依然是信息技术和(以Genentech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创新的中心,但是,和二战以前不同,每一项起源于欧美的新技术,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日本人、后来还有韩国人和中国人掌握。于是,一种技术出来后,欧美公司在没有亚洲竞争对手时,可以打一个时间差,挣一个高额利润。以前,这个时间差有几十年,现在已经缩短到几年甚至更短。比如,五十年前日本的日立和松下等公司造出可以媲美惠普的示波器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而到了八九十年代,佳能仿制出惠普的喷墨打印机几乎没有花任何时间。这样一来,惠普等公司就不得不和亚洲公司面对面的竞争了。

即使是在工程领域,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常常是非常尖端而且可能的应用面非常窄,有时发表的论文都没有几个人真正愿意读,更不用说有商业意义了。贾里尼克教授讽刺这种现象是“除了论文的评审者,没有人会去读这些论文”。美国对政府研究经费管理很严,严格禁止拿一个项目的经费去资助自己其它研究项目,即使经费有结余,教授们也不可能用它来研究有实际应用意义的课题。于是,拿了足够多政府经费的教授通常也就不去研究应用课题了,更不要说自己去开办公司了。久而久之,在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里就营造了一种清高的风气,大家比谁获得的政府经费多,谁的研究论文出的多,谁的研究成果理论水平高。教授们的做事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这些学校的博士生们在学校时做实验、写论文,毕业以后接着当教授或者去大公司的实验室做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有美国最好的电机工程系和计算机系,但是麻省当教授的博士毕业生比例比斯坦福高得多。从做学问的角度讲这完全是对的,但是这种研究对创业帮助不大。在工业史上,一种新技术代替旧的技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生最幸运之事就是发现和顺应这个潮流。投资大师巴菲特在谈到上个世纪初他父亲失败的投资时讲,那时有很多汽车公司,大家不知道投哪个好,但是有一点投资者应该看到,马车工业要完蛋了。巴菲特为他的父亲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感到遗憾。今天,互联网虽然还不能完全代替固定电话,但是前者已经大大挤压了后者的发展空间,因为它可以提供更灵活,更丰富,而且更便宜的通信手段。线上现金赌场注册当然,办公司是需要钱的,而且谁也不能保证对一个新兴公司的投资一定能够得到收益。有些愿意冒风险而追求高回报的投资家将钱凑在一起,交给既懂得理财又懂得技术的专业人士打理,投给有希望的公司和个人,这就渐渐形成了美国的风险投资机制。办好一个高科技公司还需要有既志同道合又愿意承担风险的专业人才,他们对部分拥有一个公司比相对高的工资更感兴趣,因此就有了高科技公司员工的期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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